史學大家杜維運教授經典著述，欲「藉西哲之言，發國史之蘊」，在中西史學的比較與辯證中，為中國史學指引一條明路。 綿延發展兩千餘年的中國史學，與起源於希臘的西方史學，是世界史學的兩大遺產。在二十世紀，西方史學已有其世界性的影響力，其成就與價值為舉世所公認；然中國史學，則因國勢陵夷而備受世人唾棄與攻擊。持基督教與近代科學文化背景的西方史家，近數十年來，對中國史學屢有論述，其中肯處，應拜受其言，然誣罔之論，偏頗之說，有不能不據實以辯者。 本書首先羅列西方史家的言論，鉅細畢載，次則就其待商榷處，與之一一詳論之。真理以反覆辯難而始明；借西哲之言，發國史之蘊，比較史學的大路，亦可期暢通。中西史學的各自獨立發展及其交流，本書亦涉及之。

綿延發展兩千餘年的中國史學，與起源於希臘的西方史學，是世界史學的兩大遺產。西方史學今天已有其世界性的影響力量，其成就與價值，已為舉世所公認。中國史學則以國勢陵夷備受世人唾棄與攻擊。挾持基督教與近代科學文化背景的西方史家，近數十年來，對中國史學屢有論述，其中肯處，國人應拜受其言，然誣罔之論，偏頗之說，有不能不據實以辯者。 本書首先羅列西方史家的言論，鉅細畢載，次則就其待商榷處，與之一一詳論之。真理以反覆辯難而始明；借西哲之言，發國史之蘊，比較史學的大路，亦可期暢通。中西史學的各自獨立發展及其交流，本書亦涉及之

杜維運，山東省嘉祥縣人，民國十七年生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及歷史研究所畢業，英國劍橋大學進修。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、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、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、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教授。著有《史學方法論》、《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》、《中國史學史》、《中國通史》、《變動世界中的史學》、《趙翼傳》等著。先後獲教育部學術獎、國家文藝獎與中國歷史學會金簡獎。

饶宗颐，当代学界泰斗、书画大家。在敦煌学、甲骨学、词学、史学、目录学、楚辞学、考古学、书画、音乐、韵学诸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，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。历任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、法国科学中心、远东学院研究院、香港大学、新加坡国立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美国耶鲁大学、日本京都大学、法国高等研究院等院校教授。迄今，已出版著作八十多种，发表文章九百五十余篇；另亦善诗书琴画，刊行的诗文集有十余种、书画集七十种等。仅其中的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，就有十四卷二十册，内容近一千两百万字。

清代史學，以考據為大宗，而衡評、撰述之業，亦有可觀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、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，訂訛正謬，洵為考據鉅著；顧炎武之日知錄、趙翼之廿二史劄記，則以考據方法，完成撰述目的，歷代興亡大端，賴以暴白；黃宗羲之明儒學案、全祖望之宋元學案，為學術思想史之大創作；王夫之之讀通鑑論、宋論，章學誠之文史通義、校讎通義，創衡評史學之最高峰。其他殊值稱述者，不一而足。故清代史學，實有千門萬戶之觀。清末民初以來，西方史學東漸，其勢洶湧，而清代史學，未被衝出潮流之外，然則清代史學之客觀價值可知。

中國史學兩千多年來綿延發展不絕，其起源之早、成熟之速，尤冠於全球。史官逐日即時記載天下事，是史學上的盛事；社會人群維護歷史的尊嚴，是民族文化重視史學的盛況；歷史著述，有無限堅實的資料作依據；歷史內容，冶真、善、美的史事於一爐；史學家的考據長技、卓越識見，能寫成「成一家言」的實錄；左傳、史記、漢書逐放萬丈光芒於史學叢林。史學在中國，自商周發源，至兩漢時代，即燦爛輝煌，臻於成熟，在世界史學史上，是極富意義的。西方同時期希臘、羅馬的史學，差之不可以道里計，中國史學實為世界最大遺產之一。

中國史學兩千多年來綿延發展不絕，其起源之早、成熟之速，尤冠於全球。史官逐日即時記載天下事，是史學上的盛事；社會人群維護歷史的尊嚴，是民族文化重視史學的盛況；歷史著述，有無限堅實的資料作依據；歷史內容，冶真、善、美的史事於一爐；史學家的考據長技、卓越識見，能寫成「成一家言」的實錄；左傳、史記、漢書逐放萬丈光芒於史學叢林。史學在中國，自商周發源，至兩漢時代，即燦爛輝煌，臻於成熟，在世界史學史上，是極富意義的。西方同時期希臘、羅馬的史學，差之不可以道里計，中國史學實為世界最大遺產之一。

自魏開國，迄於唐亡，近七百年(西元二二0年至九0七年) ，是中國的中古時期。在此期間，政局的分合，民族的紛擾，國勢的盛衰，經濟榮枯，變幻無窮，鑿南山之竹，史學家無法完全窺其端緒，明其軌跡。可是，在史學上，卻有其發展的大脈絡、大趨勢。其繼承傳統史學之跡甚為明顯；其創新史學之處比比皆是；史學的洪流，滔滔若江河澎湃；歷史的威嚴，凜凜似秋風冽；寫史英才，風起雲湧，珍貴史籍，繽紛披陳，是空前的盛況。社會人群，維護歷史，國家要道，借鏡往蹟，是罕見的現象。馴致時代愈衰，史學愈盛，國家愈強，史學愈大。這是史學的大時代，與西方同時代浸淫於神學之中的史學相比較，有隔世之感。

本書收錄了作者的五篇學術論文，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○年代左右，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，偏重的是“變”的部分，即新的歷史觀的形成過程、對近代中國史學革命所產生的影響、不同學者學術眼光的差異及其學術研究中的傳承與進展等等。

本書文章所涵蓋的範圍大概是晚清最後十年到一九三○年代左右，前後將近三十年的時間，偏重的是「變」的部份，而尚未來得及仔細分析在新史學甚囂塵上之時，舊史本身的風貌。在將近三十年中，史學的意義、題目、史料、方法、概念、詞彙、評價、敘事架構等都起了重大的變化，以至於要想回過頭去用傳統方式寫史，幾乎不可能。譬如在近代以前，人們多用「史」而罕用「歷史」，近代則用「歷史」而少用「史」。由「史」到「歷史」，在隱微之間有某種深刻的改變，這一類改變在近代的史學實踐中可謂不勝枚舉。近代中國重要的史家、歷史著作、史學流派，或歷史機構，幾乎都有人研究了，以至於許多人感到好像在這個領域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著手之處。可是，如果我們把視界放寬到整個時代的歷史意識，及它們與政治、社會的複雜互動，則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園地擺在眼前。